“交通兴·昭通兴”摄影主题展④丨永善公路  惠及民生

继续全面推进寿险产品的利率改革。

而中国实体经济状况是什么？实体经济制度仍然处于改革、转轨过程中。企业在加班加点的创新，监管部门不能放松，也要加班加点。

第二，充分肯定金融创新活动，但是并不意味着任何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活动都可以无边际地发展，并不意味着对任何想改变现存的金融制度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或者用时髦语言讲叫新业态，我们都应该毫不保留地给予支持。另一方面，群体性案件不停地出现，恕我直言，原因有两条：一是互联网金融本身是新生事物，它在发展中、在过程中，而且发展很快，新产品层出不穷，确实需要不停地讨论。第四，当前金融创新已经呈现什么样的状况？一边是对互联网金融问题的讨论，热闹非凡。在这样的过程中，创新要成功，就基本面而言，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相关的法律和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改革，简言之就是简政放权，尽可能打破束缚创新发展的各种非市场的条条框框。说两点，第一，金融创新者要自知之明，要知己知彼。

第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金融无非是用先进的网络技术、理念搞金融，是互联网的金融。另一边，从各种媒体可知道，P2P面临着上千亿的挤兑压力，特别是临近年底，有人分析又面对股市大涨， P2P的挤兑问题更为突出，上个月有40家公司出现了提现困难，近日报纸上说有50家公司跑路，63家公司出挤兑问题，这已经成为今年群体性金融事件中最为突出的一类事件，为什么？一方面金融创新非常热闹。而且，当金融危机作为发酵剂触动创新时，无论我们理论上的论证如何填密，以及实践中的措施如何有据可循，只要我们认可金融法治的正当性与不可逆性，那么笔者就认为，只有将金融监管体制的分析搁置于法治语境下权力应该如何分配与组织，才具有最真实的意义。

法律与赤裸裸的权力所具有的那些侵略性、扩张性趋向大相径庭，因为它所寻求的乃是政治与社会领域中的妥协、和平与一致。当我们还原创新的本色而将其拔高到金融企业主体的权利与自由时，那么与其说统一型监管体制的强化表现为对监管有效性的加强，倒不如说它更表现为权力对权利的压制与侵蚀。虽然2008年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其强烈的破坏力展现了其恶性的一面，但是在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其善的一面，因为在这场洗涤中，凯恩斯主义得以进一步巩固，以宏观审慎监管理念为导向的金融监管权力成功地进行了收缩与集中。当两种价值发生竞合时，最公正的取舍方法就是进行利益衡量，即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义的天秤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确保其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最终达到最为可欲的平衡。

功能型监管体制，即作为对机构型监管体制的矫正，依据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属性，而不依其机构的性质来确定监管权力的归属，其产生的背景是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日益扩大且已对传统的分业管理体制产生了严重挑战而导致大量的监管盲区。实际上，这是一个合成性谬误，因为事实证明，对个体适用正确的东西并不能照搬适用于全体。

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崇尚法律、法治与权威并没有错，但是，当服务于人的法律将人变成规则的奴隶时，我们就必须质问法律应当是什么。这种立法的目的乃在于把私人的活动导向特定的目的并有利于特定的群体。毫无疑义，危机下的金融体制创新加速了人类对人定法的自省与批判，有益于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提升，但是金融监管组织的重组与权力收缩性重置也加重了体制化自身的风险。对此，休谟曾言：如果一个哲学家一旦抓住了某个他喜爱的原理，而这个原理也许能说明许多自然现象，他就会把这个原理扩大说明整个世界。

在理论上，监管权力的统合恰好能克服这些不足，因为在统一监管体系下，超级监管机构被赋予明确的监管目标和责任，消除了多头监管体系下因监管标准差异过大所导致的监管套利和逆向选择问题。笔者并不质疑也不否定上述统一型监管的比较优势，但问题是，突出系统性风险防范的统一型监管理论真的无懈可击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者宽容地说，如果我们还没有为缺陷找到相制的措施，改革者在事实上就将制度的设计当成了试验田，对此，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作如下展开： 宏观角度的反思—一种逆法治与规律的理论：金融的规范发展必须走一条法治化的路线。{16}因此，一个明智的取舍在于，只有当事实很明显地证明市场解决手段确实比公共干预解决手段代价更高时，才选择国家。是故，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在为金融监管体制进行论战时，倒不如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国家金融监管权力如何分切的问题。

事实上，虽然当下关于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为时已久，且著述丰硕，但是学界仍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善的理论体系。虽然统一型监管体制改革已是喧嚣尘上，但是这其中仍有些问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如国家干预就一定是好的吗？国家干预的边界如何厘定？代表权利的市场自由与代表约束的国家干预之间如何平衡？面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困境，若我们一味地认为国家干预是破局的节点所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失策。

当下，在金融监管体制的转型中，我们就面临着这一紧迫的问题。如果在强调效率与监管独立的影响下，统一的监管机构集定规独立、执法独立、预算独立、机构独立于一身，在对这种权力缺乏有效反制的情况下，一个可以预见的后果很有可能就是金融市场内在的运行秩序被打破而紊乱，金融机构守法成本增加，金融创新力受到严重抑制，从而最终导致金融秩序与安全再次滑向危险的边缘，这不由自主地给人一种矫枉过正之嫌。

真理在谁的手中，这本身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有待实践检验的问题。对此，笔者的思考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与实现监管一个都不能少，我国有必要采取行政法规的形式将这种软法变成硬法，从而实现备忘录从君子协定向法律的擅变。对于前述的正论，我们亦可以提供有力的批驳。可以说，在后危机时代，英、美等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再造及其监管权力高密度的回缩，就是金融自由化风潮下这一思想的继受与发扬光大。（二）评判 金融监管权力究竟是统摄还是分机构相制，这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如前所论，在根本上，一国金融监管体制是由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金融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因此识别与判断一国金融监管体制有效与否以及是否必须改头换面，其关键因素在于它能否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能否确保金融体制的安全，以及金融创新的活力没有受到人为的抑制。

在这些国家都另起炉灶之际，我们究竟是何去何从呢？是随波而流，还是淡定依然故我？在各种学说泥沙俱下之时，这是一个必须理论得清清白白的方向问题，对此，分析如下： 其一，金融监管体制废与立，或改与不改，必须尊重国情与金融发展的规律。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建设是以丧失特性为代价时，其合理与否不是当下就能盖棺定论的。

{31}因此，不顾及中国的国情而贸然地将这种运动式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模式引入中国，是欠深思熟虑的。  【摘要】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在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主导下，统一型金融监管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种风潮，学界亦对之推崇备至，进而多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亦必须走一条以金融监管权力集中为导向的统一化道路。

虽然引发危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客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监管的失灵。统一型监管体制是作为对金融危机反思的成果而存在的，在客观上，如果既有的制度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那么矫正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

虽然以金融突发事件或金融危机为事后推手，在发展史上，金融监管体制几经波折，但是在总体上，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两大模式。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理论对系统性风险还是一知半解的时候，围绕系统性风险而成的整套制度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这也是人定法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屡败屡试的原因所在。从表面上看，分业模式与统一模式之争折射出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法律制度该不该转向及如何转向的问题，这种争论反映出的是经济学与法律学之间在理念与价值方面的激烈较量，如统一模式推崇的是效率与规模效应，分业模式突出的是分权与公平的理念。如果在法律文明的旗帜下，我们认可权力需要权力的相制，权力需要权利的对抗与中和之类的理念，笔者宁愿得出以下结论：分业监管模式更加契合人类的需求，因为人类始终对权力过于集中存在恐惧感。

普通人是对切身的事情进行推理，如果判断错了，他的结果马上就会来惩罚他。[2]以权力的组织化为基础，金融监管体制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分业监管模式与统一监管模式，而在事实上，后者是作为对前者的缺陷矫正与克服而存在的，因此在逻辑关联上，两种模式之间的利弊是一个相互对立与补充的问题，即统一监管体制的优点对应的是分业监管体制的缺点。

从上述的思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一个国家的实践来说，统一型监管体制与分业监管体制本身并没有表现为绝对的孰优孰劣，而只存在适合与不适合的问题。究竟采取哪一种权力的组织模式，与一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偏好等密切相关，而与理论本身的优劣关联度并不太大。

这种霸气的措辞是否真正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如此呢？对此，笔者深不以为然，因为观点的正确与错误从来就不是由赞成人数的多少来决定的，也不是由权威来树立，其准确性与否必须由实践来检验。理性地看，统一监管所体现的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32} （二）对中国改革之路的思考 中国金融业的运营模式与金融监管框架深受欧美的影响，特别是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在分业监管体制下，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是：只要每个金融机构的运营是安全的，且每个机构的监管是依专业分工的，整体金融安全必定安然无恙。学无止境，其实对于法律的创新来说，其理亦然。其二是应对监管套利、监管俘获与监管疏漏问题。

实际上，就笔者看来，对于真相的查明而言，挖掘金融监管体制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并以此为基础对之进行分类，然后在学术圈内进行推销，无疑是正当且必要的，但是这种努力还远远不够。因此，通过本文的论证，笔者的另一点感触就是，在连带的社会关系下，如果法律的研究者试图最可能地接近法律的真理与规律，就必须放下自己的身架，摒弃学科的分野与法律规则万能主义的妄想，转而从政治、经济、历史等多个视角来研究现实中的法律问题。

其中，澳大利亚审慎监管署和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负主要监管责任，审慎监管署负责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并有义务就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事项与澳储备银行合作。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经常会试图阻止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而它所依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在个人和群体中广泛分配权利与权力来达到权力分散和平衡的。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分业监管体制与人类一直苦求的法治精神一脉相承，其强调权利对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相克。对于学者们的研究，智者黑格尔曾作如下评价：在我看来，普通人的推理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读书人的推理所包含的多得多。